刻在生命里的生命热线

曹文英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。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把她锁在成都家里不到3平方米的床上，56年的卧床时间让她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，咀嚼和吞咽也非易事。她全身瘫痪，依靠60岁的丈夫才能活动，丈夫出去工作时，她不敢喝水吃饭，因为90岁的父母已无力再移动她。

她的体重在不断减轻。剩余的几乎全部力量都被她压在那部电话上。

电话是1999年开通的。那时曹文英和同样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的妹妹开通了“曹氏生命热线”，专门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咨询和帮助。

不断响起的来电仿佛在书写着一部人生问题的百科全书。从青年的恋爱烦恼到中年夫妻离异、出轨、家暴问题，为这些事犯难的人纷纷打电话给她。有耄耋老人打电话诉苦孩子不赡养自己，还有7岁的孩子怯生生地问她，为开出租车的父母分担点家务，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打碎一只花瓶怎么办。

一天深夜，她们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，倾诉无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苦恼。曹文英傻了眼，那时刚刚进入21世纪，国内同性恋话题依然隐匿而神秘，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她打电话给认识的大学生，询问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。最后她得出结论“同性恋不是病，只是一种状态”。当男子再次打来电话时，她告诉对方，哭声从电话中传来。

2005年，与她相依为命多年的妹妹因为肺衰、心衰，离开人世，她也在同年被医生下了死亡通知单，预测寿命只剩下两年。

她一度想关停生命热线。电话打进来时，她总是会想起妹妹，心里堵得慌，只能强忍着悲痛宽慰别人。她在报纸上登出自己这一想法，一位16岁的打工小伙打电话过来，带着恳求的口气说“能不能不要关，我给你打钱”。曹文英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，只是以前的“曹氏生命热线”变成了孤零零的“曹文英生命热线”。

后来，“曹文英生命热线”的名气逐渐大了，海报也进了校园、上了报纸、上了网站。只要来了电话，她来者不拒。而在电话线的那头，许多人并不知道给予他们希望的声音来自一位全身瘫痪的残疾人。

曹文英在4个月大的时候就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瘫痪。但在生命的头20多年，她始终憋着一口气学习、治病。她最喜欢教师、医生这两个职业。

那时，当地流行一种“穴位强刺激疗法”，即在肩胛、股肱主要的穴位打上麻药，用刀子割开，用纱布包着主干神经，“像和饺子馅一样搅”。麻药失效，曹文英痛得死去活来。她不喊，心里想着治好病，就能和同龄的孩子一样上学去。剧痛之下肢体出现应激反应，一度让家人惊喜，但是最终收效甚微。

辗转几家医院后，和曹文英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伙伴都上了学，喜好文学的曹文英胳膊依然举不起来。妹妹的双腿也无法动弹。

没法去上学，姐妹俩就查字典认字，读哥哥的课本自学，在家里合写文章投稿。后来，她们的作品发表在当地报纸上，许多人写信来交流。一个残疾小伙子讲述自己的女朋友家庭无法接受他，信的末尾写着：“3天内收不到你们的回信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”在拆阅信件时，信已经寄来一星期了，曹文英和妹妹赶忙回复，然而过了不久，这个小伙子的家人回信说他已经自杀了。

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曹文英姐妹俩，她们心想，“如果有部电话机就好了”。提出这个想法后，父母觉得“只要她们能开心”，掏了3600元，接来一根电话线，从此曹文英开始了在电话机旁长达19年的坚守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打电话来咨询的人不少。一部白色的老式电话机在她们的枕头旁边摆着，铃声一响，妹妹曹文君马上拿起电话接听。曹文英和曹文君一个管白天，一个管黑夜。“这个热线给了我们一扇了解世界、了解社会的窗口，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的人，比我们还不幸。”

给她们打电话的人各种各样。有工地上干活的年轻小伙，也有大学里的教师。从没进过一天校园的曹文英担心，自己没水平辅导别人。她买来心理学教材苦读，但是一接电话发现，“要是照着心理学教程就做不了这个。”

2002年，一位男子打电话过来，说自己明天想要自杀。她一下子懵了，又马上镇定下来，告诉对方“你如果真的要死，明天也要打电话，告诉我妹妹一声”，希望用这个方式拖住他。第二天这通电话没有如约而至。姐妹俩着急，根据对方透露的一些线索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打电话去问。对方用的是化名，音信全无。

直到一天晚上，这个男人才再次打电话过来，道歉说那天过后，他就没再想这件事，直到听说姐妹俩在找他。

为寻找这个人，曹文英家的电话费花了100多元。有人劝她们不必花这冤枉钱，她一开始也有些气恼，但转念一想，如果100多元能换一条生命，值得。

她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，关键的秘诀是“看人、看事真要用心。”一些人打来电话就骂骂咧咧、语无伦次，她会好言好语地安抚对方，让他一点一点讲，末了自己再总结，问一句“你想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”。

只要有电话打来，几小时她都陪着聊。她曾经创下的纪录是聊了58个小时，对方喋喋不休地说着他朋友的爱情悲剧，曹文英在电话线这边陪着一起长吁短叹，只有对方吃饭或者上卫生间时，她才能抽出空隙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

妹妹去世后，曹文英没法自己拿听筒，就新配了一部手机。要用手机时，她只能像一只布偶一样被家人摆弄着，右手卡着手机，靠在两个枕头上，头往右倾斜，左手一直举到额头上，向外翻转弯曲，将触屏笔夹在虎口、顶着屏幕，才能用有限的力气点触。要把笔挪到其他位置，曹文英得调动左脸的肌肉，夸张地努着嘴，才能让触屏笔前进几毫米。

即便如此，每当她发现打电话来的人需要更多帮助时，她会主动让他们加她的微信语音或视频聊天，并解释说“这样就不会浪费你的电话费了”。

“生命热线”开通以来，她从没收过一分钱。有人冷嘲热讽地说，“只有傻子才不要钱”。在她看来，“正是因为我不收费，才会有那么多的电话。实际上真正需要帮的恰恰就是这些人。”

19年来，咨询者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，在他们身上，曹文英感觉自己见证了社会的变化。他们问的问题越来越多，要求也越来越高。以往曹文英坚持“不给他们做主，只是给一个建议。”但是现在在电话里，急躁的成年人会大声嚷嚷着“你就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”，渴望得到一个现成的答案。

更多的时候她接受的都是情感问题咨询。原先曹文英觉得学历高的人很聪明，一点就透，现在发现他们根本不动脑筋，没有一点耐心。“他们太缺乏沟通，跟别人说话滔滔不绝的，可是为什么对着最亲近的人没话说？”她觉得奇怪。

有的人解决了问题就销声匿迹，再无音讯。有的人成了她的朋友，时不时来看望她。新的电话依然源源不断。

曹文英也能够理解这些人的心情，“我作为残疾人，社会对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但是作为健全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们要面对的是整个世界”。

“生命热线”出名后，曹文英被人叫做“四川张海迪”，她不愿意。1983年，张海迪的事迹在全国传播。当时，20岁出头的曹文英留着长发，被人挖苦：“其他不像张海迪，外表倒是挺像。”张海迪给她带来动力，更是巨大的压力。

那时她性格内向、拧巴，不愿说话，心里气得不行。“张海迪瘫痪后下身一点知觉都没有，我虽然不能动，但神经都是好的。”用她的话来说，“一根头发丝拂过皮肤”都能感觉到。夏天是最难熬的，蚊子在腿上猛吸着血，她只能盯着它，喊母亲过来赶跑。

如今，曹文英把“生命热线”当成了自己的事业，她更有底气说，“我就是曹文英”。因为“张海迪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，我做到的事张海迪也没做，你不能把两件事扯到一起。”

“我是没办法，如果我手脚健全，一定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。”

没进校园念过书成了她耿耿于怀的事。但她觉得“有了这个热线，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价值所在，知道了我们的能力，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，不是社会的包袱，也不是父母的累赘。”

曹文英还通过电话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姚双全，他童年家庭不幸，出门打工又遭欺负，在收音机中听到了曹文英的生命热线，打电话来咨询。当时曹文英追求者众多，但是她看中姚双全支持她继续自己“生命热线”的事业，决定嫁给他。

依靠60岁的丈夫抱着背着，曹文英才能挪出那张小床。但这一过程也显得惊心动魄。尽管她的体重现在只有七八十斤重，但丈夫姚双全告诉记者，“不像抱一件70斤重的东西”，如果重心控制不得当，曹文英就有可能一下子栽到地上。

丈夫去上班的时间里，她即使接电话讲到嘴角泛起白沫，也不肯喝一口水，“怕解手”。现在，她内心的全部担忧是，丈夫今年就要退休，家中的全部开支只靠老父亲的退休工资难以维系，但若丈夫再找一份全日制工作，她的处境将更加困难。

她还是无法放弃生命热线。她发誓，“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，我的生命热线就会存在一天”。

一位曾经得到过她帮助的中年男子，说起“曹老师”满是钦佩。他去看过曹文英，佩服她比许多健康的人更“看得开”。在曹文英看来，“我帮他们不觉得亏了，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我失去的东西远远不如我得到的多。”

她承认，19年前，她并没有今天那么豁达。年轻的时候，她不是没想到过死，但是她绝望地发现自己“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”。开通生命热线后，这个念头渐渐消失了，她发现自己更多琢磨的是怎么把别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。

她说自己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。她想去看海，想带90岁的父母亲回趟老家。命运从未给她和家人一天喘息的机会。

她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出远门的情形。那是1991年，河北唐山老家亲戚来信，邀请他们回故乡看看。曹文英和妹妹坐着火车，颠簸了两天两夜，一路往北回到家乡。小侄女推着她们的轮椅，在田埂上跑得飞快，采下路边的野花洒在她们身上，她们把花儿带回家，仔仔细细地插在窗台上的花瓶里。

一天黄昏时分，她看到远处地平线上，一轮巨大的红日滚滚坠地，夕照泼洒在绿浪一样的田野上，天地寂静，田野广阔，青烟袅袅上升。她第一次感觉到在自然面前，自己的痛苦不值一提。

那一刻，她和命运和解，暗暗地想：“人早晚要死，但是应该顺其自然，不要自己去结束。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价值，如果我们一天天消沉下去，就是白来到世界上一趟。”（江山）